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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诗零拾:江西诗派

作者:瞿蜕园

宋人好新奇,觉得唐人正规的诗已经作得尽美尽善无以复加了,就想另换一种面目,一种口味。按理说,这也是不错的。不过独出心裁的办法也只能在一个时期里发生作用,而且也不可太偏。专门在某一点上考究而抹煞其他重要因素,这就失于偏,同样会被人厌弃的。

黄庭坚所领导的江西诗派,专门以句法求新,就有这个毛病。

江西诗派虽然在近代占有相当势力,可是前人也有很不以为然的。例如王若虚的《滹南诗话》说:“古之诗人虽趋尚不同,体制不一,要皆出于自得。至其词达理顺,皆足以名家,何当有以句法绳人者?鲁直开口论句法,此便是不及古人处,而门徒亲党以衣钵相传,号称法嗣,岂诗之真理也哉?”

同一诗话里又说:“鲁直于诗,或得一句而终无好对,或得一联而卒不能成篇,或偶有得而未知可以赠谁,何尝见古之作者如是哉?”诗的好坏不完全在于一句的出色不出色,若必先想好一句好的句子,然后凑成诗,则诗之不能自然,也就可以想见了。譬如衣服妆饰是为人 而设的,有了人不怕没有恰当的衣服妆饰,何必先作衣服妆饰而后找人呢?宋人知道单讲词藻的富丽不足以为诗,可是又忘了单讲句法的奇峭也不足以为诗,所谓“齐固失之,楚亦未为得也”。

除句法以外,宋人又太过偏重先要立意,前人也曾指出而加以批判。谢榛在《四溟诗话》里说:“诗有词前意,词后意。唐人兼之,婉而有味,浑而无迹。宋人必先命意,涉于理路,殊无思致。及读《世说》:文生于情,情生于文。王武子先得之矣。”

汪师韩《诗学慕闻》有一段很好的议论:“宋以后诗人有四种好处,曰博,曰新,曰切,曰巧,但坏处也就 在这里,学虽博,气不清,不清则无音节。文虽新,词不雅,不雅则无气象。切而无味,则象外之境穷。巧而无情,则言中之意尽。”汪氏此说大致不差,然而也有语病。除了巧字是唐人所不甚措意以外,唐人难道不讲求博、新、切吗?不过不专在这上面争胜罢了。宋以后的诗, 如果真能博、能新、能切,那自然还是好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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